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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彪也说孔融“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俊皆不能及”，“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谬为恭敬，礼之虽备，不与论国政也”，说孔融虽然标榜儒家正统，可是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建树，没有什么妙计良谋，只是爱虚名而已。

    唯一的政绩就是北海为相时期，孔融到北海后召集士民，聚兵讲武，下发檄文，又亲写书札，与各州郡通声气，共同谋划。因讨伐黄巾军张饶战败，而转保朱虚县。慢慢集结官吏百姓被黄巾所蛊惑的男女四万多人，再设置城邑，设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对待国人，就算只有一点微小的善行，也都以礼对待。国人没有后代及四方游士有去世的，都帮助安葬他们。因颇有政声，被时人称为“孔北海”。

    这纯粹就是靠各种乱七八糟的‘礼贤下士’刷出来的，真要说什么民生，恐怕很多地方官都能够做到。当然，搞学校这个，就要考他的名声带起来了。但是，总的来说，说他没有太多真材实料实在是没说错他。

    后来同年，汉献帝迁都许昌后，征召孔融为将作大匠，又升任少府。每逢朝会访问召对之时，孔融常引证定议，公卿大夫都不过挂名而已。

    按照传统的说法，孔融性好宾客，喜抨议时政，言辞激烈，后因触怒曹操而为其所杀。

    真要说起来，毕竟他作为清流名士，一心忠于汉室，所以在各个方面和曹老板唱反调。

    但是，即便是政治斗争也是要看头脑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唱反调就能够有用的。

    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战败，一下子感到自己的人才还是紧缺，在陆地作战还可以，在水上作战根本不行，离收复江南、统一天下还比较远，于是就一方面整治水军，“作轻舟，治水军”，另一方面招揽人才。由于曹操出生寒门地主，属于浊流派，因此，要想招收像孔融之类的清流派人物比较困难，况且清流派已陷入了有其言无其功的境地，所以，曹操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

    建安十七年，天子拜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建安十八年，天子策命曹操为魏公，至此，曹操代汉的心情更加剧烈，可这个时候，马超在关西作乱影响曹操的统一大业一时又制止不了，于是又归根到人才的匮乏上，这才又发布了第二道求贤令。这两道求贤令的一个中心就是打破儒家道德取士的规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不管是品德好的还是品德坏的，都予以录用。

    而在曹操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情况下，以孔融、杨修、祢衡为领袖的清流派仍然我行我素，空论朝政，建立不出功勋，提不出良策妙计，当然为曹操看不起，而且他们还经常侮辱曹操，为曹操所杀，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说，孔融之死不光是纯粹的恶心曹操，和曹操不合作、和曹操有私怨，孔融之死，反映了汉末的品评人物已经落入了不能务实的深渊，好名成癖，通过品评人物已不能为朝廷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时也表明了汉末清流派正统儒生，已经陷入了僵化的境地，不能权变，不能紧跟形势发展，已经不合时宜。

    而现在汉末的局势，十常侍或者外戚相对来说比曹老板要好上不少。而那些士人虽然经历王莽的挫折和丞相不断被杀的遭遇，依然没有停止对于人间政治的美好理想的追求。当此宦官横行不轨，天下怨声载道的东汉晚期，他们奋起抗争，诛杀并严惩不法的宦官子弟、亲族，以此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纯洁，为生民伸张正义。

    然而，即便是如此，连续两次党锢之祸，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果决的愤然而起，不顾个人‘骂名’，直接拿下这一切的根源，拨乱反正，荡涤污秽，靖平天下，也不能说霍光骂错了他们。(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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