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分 鲁迅在东京-《鲁迅的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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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从小喜欢“花书”,于有图的《山海经》《尔雅》之外,还买些《古今名人画谱》之类的石印本,很羡慕《茜窗小品》,可是终于未能买到。这与在东京买“北斋”是连贯的,也可以说他后来爱木刻画的一个原因。民国以后他搞石刻,连带的收集一点金石小品,如古钱,土偶,墓砖,石刻小佛像等,只是看了喜欢;尤其是价值不贵,这才买来,说不到收藏,有如人家买一个花瓶来放在桌上看看罢了。说到花瓶,他曾在北京地摊上买过一个,是胆瓶式的,白地蓝花,草草的几笔,说不出是什么花,那时在看讲朝鲜陶器的书,觉得这很有相像的地方,便买了来,却也未能断定究竟是否。还有一个景泰蓝的,日本名为七宝烧,是在东京买的,这可以算是他那时代所有的唯一的文玩。这花瓶高三寸,口径一寸,上下一般大,方形而略带圆势,里面黑色,外面浅紫,上现一枝牵牛花,下有木座,售价五角。一九〇六年东京开博览会于上野,去溜达一趟之后,如入宝山却不肯空手回,便买了这一件,放在伏见馆的矮桌上,后来几次搬家都带着走,虽然不曾插过一次花,却总在什么角落有它的一个位置。这件古董一直带到绍兴,北京,大概在十年前还曾经看到过,假如没有失掉,那么现在一定还是存在的吧(这话说得有点可笑,却是事实)。

    二八 咳嗽药

    鲁迅在中国时常有胃病,不知是饭前还是饭后,便要作痛,所以把桌子的抽屉拉出来,肚子靠在抽屉角上,一面在看书籍。可是在东京这病却没有了,别的毛病也没有生过,大概感冒风寒总是有的,因为他所备的药品有一瓶安知必林,那时爱司匹林锭还没有出现,这是头痛身热最好的药了。此外有一种叫作脑丸的丸药,也常预备着,这名字似乎是治脑病的什么药,其实乃是泻药的一种,意思是说泻了便头脑清爽,有如韦廉士的补丸,但是吃了不肚痛,这是它的好处。还有一样似药非药的东西,有一个时候也是常备的,这是橙皮舍利别,本是咳嗽药,但很香甜好吃,用水冲了可以当果子露用,一磅的玻璃瓶大概只卖五角钱,在果子露中也是便宜的。中国吃五加皮酒,略为有点相像,但五加皮究竟有点药味,若是茵陈烧,这就差不多了。安知必林与脑丸因为用处不多,所以长久的留存着,橙皮舍利别容易喝完,大约喝过一两瓶之后也就不再买了。在中国药房里这应该也有,大概叫作陈皮糖浆吧。夏天小孩要吃果子露,买这个来应用,至少是真的橘子皮,总比化学制品要好吧。

    二九 维新号

    鲁迅在东京这几年,衣食住都很随便,他不穿洋服,不用桌椅,有些留学生苦于无床,便将壁厨上层作卧榻,大为鲁迅所非笑,他自己是席上坐卧都无不可,假如到了一处地方只在地上铺稻草,他是也照样会睡的。关于吃食,虽然在《朝华夕拾》的小引中曾这样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事实上却并不如是,或者这有一时只是在南京的时候,看庚子辛丑的有些诗可以知道,至少在东京那时总没有这种迹象,他并不怎么去搜求故乡的东西来吃。神田的维新号楼下是杂货铺,罗列着种种中国好吃的物事,自火腿以至酱豆腐,可是他不曾买过什么,除了狼毫笔以外。一般留学生大抵不能那样淡泊,对于火腿总是怀念着,有一个朋友才从南京出来,鲁迅招待他住在伏见馆,他拿了一小方火腿叫公寓的下女替他蒸一下,岂知她们把它切块煮了一锅汤,他大生其气,见人便诉说他那火腿这一件事,鲁迅因此送他诨名就叫作“火腿”。这位朋友是河南人,一个好好先生,与鲁迅的关系一直很好,回国后在海军部当军法官,仍与鲁迅往还,不久病故,我就不曾在北京见到他过。

    三〇 诨名

    鲁迅不常给人起诨名,但有时也要起一两个,这习惯大概可以说是从书房里来的,那里的绰号并没有什么恶意,不久也公认了成了第二个名字。譬如说小麻子,尖耳朵,固然最初是有点嘲弄的意思,但是抓住特点,容易认识,真够得上说“表德”,这与《水浒》上的赤发鬼,《左传》上的黑臀正是一样的切实。鲁迅给人起的诨名一部分是根据形象,大半是从本人的言行出来的。邵明之在北海道留学,面大多须,绰号曰“熊”,当面也称之曰熊兄。陶焕卿连络会党,运动起事,太炎戏称为“焕强盗”“焕皇帝”,因袭称之为焕皇帝。蒋抑卮曰“拨伊铜钿”,吴一斋曰“火腿”,都有本事,钱德潜与太炎谈论,两手挥动,坐席前移,故曰“爬来爬去”,这些诨名都没有什么恶意。杭州章君是许寿裳的同学,听路上卖唱的,人问这唱的是什么,答说:“这是唱恋歌呀,”以后就诨名为“恋歌”。后来在教育部时,有同乡的候补人员往见,欲表示敬意,说自己是后辈,却自称小辈,大受鲁迅的训斥,以后且称此公曰“小辈”。这两个例,就很含有不敬的意思。鲁迅同学顾琅在学堂时名芮体乾,改读字音称之曰“芮体干”,虽然可以当面使用,却也是属于这一类的。

    三一 南江堂

    鲁迅所学的欧语是德文,原因是矿路学堂附设在江南陆师学堂里,那里是教德文的,后来进医学校也是如此,所以这就成为他的第二外国语了。在东京买德文书的地方很不多,中西屋只有英文,丸善书店德法文有一点儿,专卖德文书的仅有一家南江堂,在本乡“切通”,即是把山坡切开造成的街路,是往上野去的要道。在那里书籍很多,价目也不贵,就只可惜都是医学书,它开在那里也是专为接待医科大学的师生们的。可是它有几种德文小丛书,大都价廉物美,一种名“葛兴”的是各种学艺的总结,每册日金四角;又一种名“勒克拉谟”,纸面,每册一角至五角,看号数多少,什么书都有,不知道有几千号了。穷学生本来没有什么钱买书,这丛书最为适宜,而且其中有很难得的东西,例如鲁迅所要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品,别国不但很少,有时还很珍贵,在这里却容易得到,因为多是小册子,至多三号就是三角钱罢了。鲁迅的这一类书,可以说是他苦心收罗的成绩,看去薄薄的一本桂黄色纸面的书,当时却是托了相模屋书店交给丸善,特地写信向出版所去要来的,发单上开列好些种,一总价格却不过两三元。其中也有在旧书摊上得来的,如匈牙利人裴彖飞的小说,原价一角,大概七八分钱买来的吧,订书的铁丝已烂,书页也散了,可是谁料得到这是他所顶珍重的一册书呢。

    三二 德文书

    鲁迅学了德文,可是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在东京虽然德文书不很多,但德国古典名著却容易买到,价钱也很便宜,鲁迅只有一部海涅的诗集,那两首“眸子青地丁,辅颊红蔷薇”的译诗,大概还是仙台时期的手笔,可见他对于这犹太系诗人是很有点喜欢的。奇怪的是他没有一本哥德的诗文,虽然在读本上当然念过,但并不重视他,十九世纪的作品也并没有什么。这里尼采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书橱里,到了一九二〇年左右,他还把那第一篇译出,发表在《新潮》杂志上面。他常称述尼采的一句话道:“你看见车子要倒了,不要去扶它,还是去推它一把吧。”这话不知道是否在《察拉图斯忒拉》里,还是在别的书里,想起来确也有理,假如应用于旧社会旧秩序上面。他利用德文,译了好些别国的有意义的文艺作品,有两部德文的《文学通史》也给了许多助力,这种书籍那时在英文中还是没有的。一部是三册本,凯尔沛来斯著,鲁迅所译《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即取材于此,一部是一厚册,大概著者是谢来耳吧,这些里边有些难得的相片,如波兰的密支克微支和匈牙利服装的裴彖飞都是在别处没有看到过的。

    三三 补遗

    上边所讲的事情是一九〇六至〇九年这一段,前面还有一段,即一九〇二年至〇四年,鲁迅往仙台进医学校之前,他也是在东京,不过那时的事情我可是不知道了。翻阅在南京的旧日记,有几处可以抄引,算作补遗。

    光绪壬寅(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五日,鲁迅从南京趁大贞丸出发,次日到上海,寅老椿记客栈。二月三十日东京来信云:“于廿六日到横滨,现住东京麴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桥旅馆,不日进成城学校。”又言其俗皆席地而坐云。三月初六日寄来《扶桑记行》一卷,文颇长,今已不存。十三日顷来信云:“已进弘文学院,在牛入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掌院嘉纳先生治五郎,学监大久保先生高明,教习江口先生,善华文而不能语言。”五月初三日来信附有照片,背后题字云:

    “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

    癸卯(一九〇三)年三月四日,谢西园(陆师毕业生,跟了什么人往日本看操)回国,鲁迅托他带回一只衣箱,内有不用的中国衣服和书籍,和一张“断发照相”,留学生当初大抵是留一部分头发,蟠在帽内的,后来革命运动渐益壮大,又受了“富士山”的激刺,所以终于消除了。

    三四 补遗二

    谢西园带回的衣箱内的那些书,日记上存有目录,计《清议报》合订八册,《新民丛报》两册,《新小说》一册,《译书汇编》四册,《雷笑余声》一册(是什么书已忘记了),《林和靖集》两册,《真山民集》一册,《朝鲜名家诗集》一册(均活字小本线装),天籁阁四册(?),《西力东侵史》一册,《世界十女杰》一册,照相两张,其一是弘文学院学生全体,其一即是上回所说的断发照相。此外又记有来信说严几道译《名学》甚好,嘱购阅,又一处云来信令购《华生包探案》,并嘱寄往日本,这书我还记得是铅字有光纸印,与哈葛得的《长生术》译本同一格式,那时或者是一起购买。这以后日记多有中断,甲辰(一九〇四)年三月中的记有至大行宫日本邮局取小包事,云书共十一册,《生理学粹》,《利俾瑟战血余腥录》,《月界旅行》,《旧学》等皆佳,又《浙江潮》《新小说》等数册,灯下煮茗读之。这些都是中文书,有些英文书则无可考,只记得有一册《天方夜谈》,八大册的《嚣俄选集》,日本编印的英文小丛书,其中有亚伦坡的《黄金虫》,即为《玉虫缘》的底本,《侠女奴》则取自《天方夜谈》里的。大概因为《新小说》里登过照片,那时对于嚣俄(现译为雨果)十分崇拜,鲁迅于癸卯夏回乡时还写信给伍习之,托他在东京买新出的日译《怀旧》寄来,那也是嚣俄的一部中篇小说。

    三五 补遗三

    癸卯(一九〇三)年夏天鲁迅回乡一趟,那年五月以后两个多月的日记中断,下一册从七月中旬起,正记的是他离开绍兴的事,今摘抄于下:

    “七月十六日,余与自树既决定启行,因于午后束装登舟,雨下不止。傍晚至望江楼,少霁,舟人上岸市物,余亦登,买包子三十枚,回舟与自树大啖。少顷开船而雨又作,三更至珠岩寿拜耕家,往谈良久,啜茗而返,携得《国民日报》十数纸,于烛下读之。至四更,始睡,雨益厉,打篷背作大声。

    十七日晨抵西兴埠,大雨中雇轿渡江,至杭州旅行社,在白话报馆中见汪素民诸君。自树已改装,路人见者皆甚诧异。饭后自树往城头巷医齿疾,余着呢外套冒雨往清河坊为李复九购白菊花。晚宿楼上。

    十八日午前伍习之来访,云今日往上海,因约同行,下午乘舟往拱宸桥,彼已先在,包一小舱同住,舟中纵谈甚畅。

    十九日雨止,下午舟抵上海,雇车至十六铺张芝芳君处,张君甬人,隐于贾,人极开通,有女数人皆入学堂,伍君与之识,因留住。晚乘马车至四马路,自树买《群学肄言》一部。芝芳邀往看戏,夜半回寓。”

    “二十二日午自树往虹口下日本邮船,余与习之芝芳同去,下午回寓,晚与习之乘招商局船往南京。”

    丙午(一九〇六)年夏又回来一次,那时没有日记,只记得往东京时有邵明之,张午楼等共四人同行,至于月日则已完全忘记了。鲁迅是《新青年》以后的笔名,那时的别号是自树,索士(或索子),今依日记原文,仍用自树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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