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页 第108章 番外篇宫廷政变 此事基本是真的，但是被杀的是不是七个公子就无从查证了 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为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见。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 历史上叫季君之乱，只有公子壮有记载 公元前307年，年轻的秦武王因年轻力壮，孔武有力，在进军周王室最后的城邑洛阳后，与手下三位力士比赛举象征天下的大鼎，不慎被大鼎砸断腿骨，失血而死，因没有儿子，而秦惠文王的儿子众多，争相继承，便开始了王位争夺战。芈八子的同母异父弟弟魏冉，早在秦惠文王时期，就已经在秦国任职，只有他最有势力和能力，这时挺身而出，和姐姐以及背后撑腰的楚国一起，物色并拥立自己的外甥公子稷为王。公子稷当时在燕国做人质，燕国人送他回国，他才得以继位成为秦昭襄王。昭王即位后，年纪还轻，尊母亲芈八子为宣太后，主持朝政，让舅舅魏冉执掌大权，并任命为将军，卫戍咸阳。第三年，即昭襄王二年（前305），任庶长的季君公子壮和大臣、诸侯、公子造反，全部被魏冉诛灭。史称“季君之乱”。 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由当时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政变。 在起兵反隋的过程中，李氏兄弟二人配合仍算默契，直到建立唐朝。太子自知战功与威信皆不及世民，心有忌惮，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和陷害李世民；听从魏征的引导，收服被李世民重创的刘黑闼尝试拿回兵权，李渊也尝试任用裴寂，最终导致大败，不得不再用李世民领兵。 以李世民为首的功臣集团，为求自保，在玄武门发动兵变，李世民亲手射死了太子李建成，事后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禅让皇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开启了23年的“贞观之治”。 中文名 玄武门之变 外文名 xuanwu gate incident 时间 626年7月2日 地点 长安城 胜派人物 李世民、尉迟恭 参见：晋阳起兵、唐朝统一战争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在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等人支持下，十一月占领长安后，李渊拥立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即隋恭帝。李渊自任大丞相，进封唐王。义宁二年（618年）五月，李渊篡隋称帝，定国号为唐，并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渊曾答应李世民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却犹豫不决。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秦王李世民一方也不甘示弱，随着李世民在外屡立战功，威望日高，李渊先后封他为司徒（三公之一）、尚书令（相当于宰相）、中书令（亦相当于宰相），乃至无可再封时，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天策上将之职授予他，位在诸王之上，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李渊和太子建成，且拥有众多支持者；秦王府内人才济济，与李世民的支持者们一起形成了秦王党，与太子党相抗衡。 相关争议： 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说，晋阳起兵是李渊本人的主意。而《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温大雅奉李渊的敕令写的，成书于武德期间。难免有吹捧李渊的曲笔。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大唐创业起居注》首题乃云大雅奉敕撰”，可见是李渊让温大雅著作的个人传记，因此这本书难免有吹捧李渊的曲笔。 随着唐俭墓志的出土，《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所塑造的李渊雄才大略没有犹豫就拍板的形象不攻自破。霍邑一事《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征求李建成和李世民意见后直接决定的，功劳主要归入李渊，李建成和李世民也各有一份。而唐俭的墓志却表明了阻止霍邑退兵是他最先提议的，唐俭是李世民的部下，唐俭将计策告于李世民，也才有了李世民后来劝阻一事。 《大唐创业起居注》为后世五代宋朝修订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资料之一，五代与北宋两朝的史官同样也没有采纳《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观点。明人胡震亨怀疑，温大雅撰写《大唐创业起居注》时，李建成是太子，所以才加上了李建成的名字，还让他“压番”李世民。 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子李建成性情松缓惰慢，喜欢饮酒，贪恋女色，爱打猎；高祖第四子、齐王李元吉，常有过错；二人均不受高祖宠爱。世民功勋名望日增，高祖常常有意让他取代建成为太子，建成心中不安，于是与元吉共同谋划，并答应元吉在自己即位以后，立他为皇太弟，所以元吉倒向大哥建成，为建成尽死效力，他们各自交结建立自己的党羽，组成太子党，一起排挤李世民。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认为：建成、元吉虽然是顽愚之人，既然被世民所杀，关于他们的记载，也很可能被史官渲染。[3]但这更多的却是司马光受宋朝儒家思想的影响，对风化看的很重，觉得一个继承人就不应该有兴趣爱好，才会将这段记载认为是抹黑，事实上，当时的世家子弟都有这些爱好。历史上司马光曾因为风化，主动向西夏国割让原本属于宋朝的两千里土地，而在其所著作《通鉴考异》中也记载“二说未知谁得其实。然刘说近厚，有益风化，故从之。”[7]，可见司马光主观性认为“玄武门之变”有伤风化，也不难理解司马光为何会对李渊李建成等人有所好感为他们说话了，也因为这一主观因素在《资治通鉴》中引用中唐期小说《隋唐嘉话》记载：李世民对于朝中形势犹豫未决，询问李靖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推辞了。《旧唐书》多取于唐官方原始史料，对其却有截然不同的记载：李靖李世绩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 除此以外，据《资治通鉴》所记载：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壬午，屠之。而根据《通鉴考异》记载，高祖实录：帝曰：“平薛举之初，不杀奴贼，致生叛乱，若不尽诛，必为后患。”诏胜兵者悉斩之。疑作实录者归太宗之过于高祖，今不取。然而在此事之前，李世民并没有接管过夏县，也没有在夏县受挫，而李渊却亲自负责夏县攻略很长一段时间，期间被夏县反叛，《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三年二月庚子，李渊到达华阴，此后，直到四月壬寅才返回长安。这期间，对夏县的攻略，均由李渊亲自安排，二月甲寅，“遣将军桑显和等攻吕崇茂于夏县”，李渊还亲自安排对吕崇茂的策反工作，“尉迟敬德将兵助吕崇茂守夏县，上潜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使图敬德，事泄，敬德杀之”。而根据现有常何墓志记载中，屠夏县的时候，李世民已经离开夏县返回长安，可见李世民不是屠城一事的下令者，也不是执行者，更没有行事动机，只能是李渊所为。由此也可发现司马光因主观思想中潜移默化受“风化”影响，思维中难免对李渊进行美化，却失去了客观上李渊也是政治家，冤杀开国功臣刘文静时就可见李渊行事果决狠辣，不念旧情，绝非善类，夏县屠城一事因不符合司马光对李渊的原有印象，“有伤风化”故此将屠城一事栽赃给了李世民。 《贞观政要》记载，太宗看过由房玄龄所修改的精简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后，对于玄武门一事有异议，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之后魏征赞美太宗：“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14]史书记载春秋笔法，为尊者讳，然直至今日所见史书中依旧皆知李世民是如何射杀了李建成，而不是言语含糊，李建成造反李世民平叛诸如此类，这一点都应归功于李世民对于史实记载真实的重视。 明朝的开国太祖朱元璋对于此事同样认为李世民是为了将玄武门之事告诉天下人，而绝非是掩饰。明太祖：“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汝等当明白直书，勿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也”。 明朝王夫之则认为如果李世民真的杀了自己的兄长应该和宋太宗一样隐晦这一段的记载，认为李世民要求直书其事在史书中写明亲手射死李建成一事是不知羞耻，所记载史实的确如记载所说的“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同时《唐会要》记载，贞观十七年，李世民把《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这两本书李世民在贞观十七年就敢公布，可想而知这两本书中的内容与事实相差不远，否则李世民也不会敢在贞观十七年就发行。 二子争储 参见：李世民、李建成 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