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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党锢之祸和第一次党锢之祸有所不同。

    汉桓帝刘志是为了对抗梁冀才引宦官为支援，他知道如何平衡朝中势力，所以在士人和宦官的斗争之中并未一味偏袒宦官，宦官犯法他一样处置。

    之所以发动党锢之祸有一部分原因是士人屡次三番挑战他的法令权威，首先出手在地方大量杀戮宦官家眷，属于跳脸嘲讽，以至于他不能容忍士人的骄横。

    为了对抗士人，他还祭出法宝，亲自祭拜老子，宣布自己信奉黄老之学，以此引起民间学习黄老之学的风潮，用来打击士人的嚣张气焰。

    党锢之祸在刘志手上可以说是保卫皇权的组合拳的组成之一，是手段，不是目的。

    但是汉灵帝刘宏则不一样。

    他被迎入雒阳登基时才十二岁，是个少年，在皇宫里，围绕在他身边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宦官与亲宦官的官僚集团，完全被他人左右。

    可以说他就是在宦官集团的陪伴下成长的，宦官们给他灌输的都是些什么也就显而易见了。

    等到他亲政的时候，自然以宦官为亲信，信任宦官也就是人之常情。

    他对宦官的信任远超对士人官员的信任。

    所以第二次党锢之祸的烈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且皇帝拉偏架的力度也远远超过了汉桓帝时期，于是党锢之祸才走向了失控，由皇帝主导变成了宦官主导。

    至此，宦官势力才彻底压过了士人官僚的势力。

    总说皇帝应该信赖士人而不是宦官的，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延熹二年八月，汉桓帝意图铲除大将军梁冀，突然发动政变。

    当时，刘志所倚重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宦官，而当时愿意站队到皇帝这边的士人官员屈指可数。

    只有司隶校尉张彪、光禄勋袁盱、廷尉邯郸义、尚书令尹勋、尚书仆射霍谞及尚书台里的六名尚书。

    偌大朝廷，那么多士人官员，愿意站队皇帝的只有区区数人，连当时的三公——太尉胡广、司徒韩縯、司空孙朗都不敢入宫护驾，只敢观望局势，等着谁赢了帮谁。

    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又怎么可能把士人视作自己最重要的亲信呢？

    皇帝倒是愿意，士人愿意吗？

    他们自己在关键的时候没有站队，逼的皇帝孤注一掷发起进攻，之后又要腆着脸去分胜利的果实，未免太过无耻。

    所以刘备认为抛开所谓的政治节操，朝廷高官的大部分政治行为都是符合自身的政治利益的，这才是唯一不变的政治游戏规则，史书上记载所谓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而去批判腐败的宦官集团的论调，看看就行了，不必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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