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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实秋多年后也在文中提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五四后又爆发了几次学生游行，梁实秋作为清华的学生跟着人群，他们遇见了一辆阻挠的汽车，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大家七手八脚把这辆汽车给砸毁了。

    对此，梁实秋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北洋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辆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

    章宗祥的儿子正好和梁实秋同一个寝室，五四后，他赶紧偷偷溜了。但还是很多学生涌进了他们的宿舍，把章宗祥儿子的床铺捣烂了。

    梁实秋觉得“不该这样做”。

    不过这些小插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相比学生们的小举动，北洋政府丢掉山东的罪过不知大了几百倍，没必要转移视线。

    说到底，五四爆发就是针对日本的，针对他们蚕食山东，同时还有北洋政府不作为，是全中国对日本拼命扩张蚕食中国的普遍民怨反应。

    十几天后，学生运动又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形式出现，即便被抓了上百人，还是有五六千学生继续游行示威。

    这时候北洋政府就有点怕了，不敢再让军警抓捕学生，同时把拘留的学生都放了。

    李谕随后给上海实业协会发了函，学生都罢学了，工商业也该拿出点精神头来，罢工！

    上海加入后，北洋政府更加难办。其实从这时候起，运动规模就变得更大了。

    学生他们还可以对付对付，工商业罢工对他们而言更加有杀伤力。

    最后北洋政府终于同意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

    但大家争的关键问题还是和会上签不签字。

    身在巴黎的代表团不断发文询问北洋政府，到底签不签。

    北洋政府却拿不准主意，一直含糊其辞。

    代表团内部分成两派，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为签字派；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则坚持反对签字。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则只想得到北洋政府的指令，毕竟责任太大。

    经过一个多月的电报通讯，北洋政府仍旧没给个准信，陆徵祥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称病辞职，从此之后，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就是顾维钧来做。

    就是说如果签字，也是顾维钧。

    此时距离签字，只剩十天。

    顾维钧等人心中明白，拒签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保留以后争取山东的可能。

    虽然这样会导致失去一些谈下来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毕竟就是一丝一毫不能让的，否则以小鬼子的行事作风，肯定会得寸进尺，遗患无穷。

    按道理，北洋政府怎么说都要给个准信，可直到最后一天，代表团也没有收到北洋政府的明确指示。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代表团猜测，可能北洋政府不想自己做决定了，想让代表团自己决定签不签。

    最终签约日，顾维钧当机立断，选择了拒签。

    而在次日，他才收到北洋政府拒签的指令。

    ——很可能北洋政府是在推算和会最后签约的会议开始后，才发出了电文。明显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还能怪罪于无线电的通信不畅……

    哎，图什么哪？怎么能和自己人耍小聪明。

    后来的发展，还算好，舆论起到了作用，各国同情山东问题；美国的国会对威尔逊最终让步于日本也有异议。

    既然没签字，日本就不能在法理上占据山东，此后北洋方面也没再同意。

    几个月后，代表团先就奥匈问题签了字，收回了让给奥匈的权利。次年，中德也签了协约，德国赔了一部分钱，然后取消了庚子赔款。

    学生们确实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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