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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政治**，战事频仍，土地兼并严重，使得民不聊生。在此情形下，灭绝性的瘟疫无疑是雪上加霜，逼使百姓揭竿而起。

    当然，随着起义的爆发，尤其是众多人物的出现，对于这个事情终究是比较上心的，不采取措施应对，如何能够收拢民心？

    而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医学可谓渊源流长，而它正是在不断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特别是在汉代，众多典籍中对瘟疫的记载都很详细，其中关于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传染病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当瘟疫流行期间，一些医学家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不断的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这些方法都成为了医学史上宝贵的财富。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在总结治疗疫病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千年名著《伤寒论》，这也是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内政方面的事情，鲍鸿暂时是插手不了什么的，最近灵帝只要不是懵逼，多少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却是不去理会。

    至于医术的推进，鲍鸿也是在军医那边研究了一番，不过，这个事情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张仲景那个战斗力，研究了那么久才折腾出《伤寒论》，鲍鸿这些麾下毕竟植入的记忆也只是对应当代医学技术而已，想要快速推进到能够碾压瘟疫的时期，最少说要达到张仲景《伤寒论》的程度，再怎么也不会迅速就出现成效。

    现在只能说是初步的预防以及各种初期阶段的治疗而已，有没有效果还不一定呢。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去处理，那就是心理的问题。

    病痛易除，心病难医。

    系统提示道，建安年间可谓战乱、瘟疫不断，面对社会上人口的大量死亡，人们难免有朝不保夕的忧惧心理。基于此，在后人的眼中，建安年间便成为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一种新型的文化倾向形成了。比如，当时的文人在写诗就常以“七哀”为题，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在这样的文化倾向影响下，文人们所讨论的话题，迅速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表明，魏晋时期的哲学崇尚虚无与放达，而文学中则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当时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这种现象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更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给人们心理投下了阴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社会主题，迅速转向了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更有趣的是，当时许多上层人士为了抵抗瘟疫，迷信经常服用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会功效百倍。结果，由于经常服用这种有毒性的药物，这些上层人士的日常行为也显得独具特色。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又由于服药时需要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的士人大多有纵情饮酒的怪诞表现。

    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无奈现状，由于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便往往求助于神怪仙人，这又导致了宗教的极度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开始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例。这种起源于战国后期的民间宗教，本来在西汉时期已遭到冷落。但到东汉末年，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普通大众间传播开来。佛教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最初只在个别贵族中传播。但到东汉后期，贵族信奉佛教已成为比较盛行的潮流。

    鲍鸿想想，这也是必然的事情，要知道，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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